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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的基础教育体制比较混乱，各地都有自己的土政策。在临河市，义务教育阶段是采取划片包干的方式，像临一机这样的部属企业，如果要把职工子女送到市里的学校上学，就要给学校交“借读费”，每人每年高达2000元。临一机有自己的中小学，自然不会给职工交这笔钱，职工的孩子要么免费上厂里的子弟学校，要么就自己掏这2000元去上市里的学校。一年2000元的负担，有几个职工能承担得起呢？

        到了高中阶段，就分为两种情况。市里有几所重点高中，是完不收费的，前提是你能够考上。如果考不上重点，要上其他的高中，就同样需要收钱了。

        正如于晓惠向唐子风说起过的，临一机的子弟中学由于教学质量差，已经有几年没有一个人考上临河市的重点高中，孩子们只能接着上厂里的高中，而厂高中的质量就更是不堪，这又直接影响到了厂里子弟的高考。

        时下，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日益被国人所接受，上大学就意味着能够出人头地，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只能去干体力活，拿一份低微的工资。厂里的职工们平时凑在一起，三句话里倒有两句是在谈教育，尤其是那些孩子面临中考的家长，其焦虑可以谓是感天动地。那些孩子还在上小学的，也已经受到了感染，一个个提前就在琢磨着是不是要咬咬牙，将来花一笔大钱让孩子去市里读初中。

        就在这个时候，厂里突然提出要重视子弟学校，大家的情绪岂能不被煽动起来。一时间，再没人关心什么生产、奖金之类的问题了，每一个车间班组、每一个机关科室，议论的话题都是子弟学校该如何整顿。

        再往下看，意见表上的内容就非常具体了。厂里的思路是，首先，用高薪从社会上聘请两名退休的资深中小学校长，分别到子弟中学和子弟小学当校长，再聘请若干名退休的优秀教师到子弟学校担任教研室主任和年级组长。

        接着，便是对子弟学校的现有教职工进行考评，教学能力差、学生评价差、三天两头请假不上课的那类人，一律转为待岗，基础工资暂时只发一半，绩效工资扣。能够躲过待岗命运的教职工，也要分成三六九等，等级与绩效工资挂钩。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比如把奖金和升学率挂钩，学生在市里的各种竞赛得奖与指导老师的业绩挂钩，等等。

        “太好了，早就该这样做了！这回我看赵静静那个贱人还能蹦跶得起来吗！”

        铣工车间里，汪盈挥舞着手上的意见表，眉飞色舞地对同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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