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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一次，恐怕也是诸夏第一次要用“中国”这个名称在条约上签字——以往只能是汉唐宋明，皆为朝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贡体系之下没有平等条约存在的空间。

        外来的新体系开始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大顺朝廷不得不寻找新的应对之法，力争在一片疑惑迷惘中找到正确的交往方式。

        这是一次尝试。

        刘钰的《西洋诸国略考》所介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给宫里的皇帝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虽然还不太适应，可也至少略窥门径，大致了解了对方的思维方式。

        这一次谈判，这一次对俄开战，意义深大，不止于此。

        崇祯七年，孛儿只斤家族的林丹汗死去，后嗣将蒙古帝国的玉玺投给了皇太极。

        蒙古帝国在法理上正式灭亡，科尔沁等漠南蒙古诸部投靠后金，皇太极既是后金大汗，又算是兼任了蒙古大汗。

        崇祯十三年，漠北蒙古的喀尔喀部、西北乃至伏尔加河畔的瓦剌余部，共同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面对沙俄、后金的威胁，漠南亲戚的背叛，不得不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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