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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时候，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守圉全书》，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

        问题是大顺记忆中，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

        没打就降了，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礼政府从事”，还翻译过《如何克制七宗罪》，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灭人欲；还写过《圣徒信证》认为儒、释解决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我要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可谓人不微言不轻。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张霖的这本《守圉全书》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

        现在的环境……后金已经被犁庭扫穴了，东亚最强的炮兵就在京城里；旁边的对手全是弱鸡，大顺处在攻势；最大的敌人是准噶尔，缩在西北，大炮也不多，没有逼到大顺在边境修棱堡的地步；需要压制的东蒙古诸部，连铁锅都得买，修防炮的棱堡那是有钱没处花了；徐光启所预言的将来大患西洋人，从海上来的话，水师固然打不过，但只要有一支野战部队不被西洋人登陆切断漕运，那也不用担心。

        这种环境，棱堡防守的学问，怎么可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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