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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会的天主教徒告诉我，中国的皇帝在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善良的教徒，即便他拥有几十名妃子、即便他偶像崇拜、即便他并不读《圣经》。或许，只要允许他们继续开教堂，哪怕皇帝把罗马教皇打一顿，他们都会认为皇帝内心是善良的教徒……不过天主教教士对前途充满了忧虑，他们的信仰招致了当地的剧烈反抗，我不认为传教可以作为这一次谈判的要求，毕竟他们的官员里有一个对宗教和欧洲局势很清醒的年轻人……”

        “询问了一下当地的司法机关，他们自认为他们的审判是公正的，但实际上却是不文明的、野蛮的。当然，相对于俄国的农奴，这种审判是进步的，但农奴并不算人，而他们却认为自己的国度里没有奴隶……”

        还没有走到京城，萨瓦伯爵就用一种管中窥豹的态度，对大顺做出了判断：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暂时是不可战胜的。富庶、人口众多、没有宗教冲突、官僚贯彻着上位者的意志、任何官僚在辽阔土地的任何一处都能做成他们想做的事。

        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如果按照彼得制定的税法，并且完全贯彻执行下去，包括穿长衫要缴税、蓄须要缴税等等，恐怕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至少可以收到八千万甚至一万万的岁入，这是此时的俄国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的数目。

        萨瓦伯爵当然也看到了一些并不这么光鲜的东西。

        比如无偿的徭役，使团需要人手，帮助喂马、运送草料等，当地的官员就会就地征发一些穷苦的农夫，让他们进行无偿的劳动。

        穷人当然很多，这一次大顺又没有学隋炀帝“丝帛缠树”，乞丐也会经常出现在视野中。只不过这些乞丐也很老实，看到使团和官员后就会躲开，至少不会冲到使团中求施舍……可能是怕被官员和士兵殴打。

        穷苦的孩子背着柳条筐，跟在使团的后面，争抢使团的马匹掉落的马粪，然后将这些马粪送到自己家的菜园，甚至有孩子因为争抢马粪而打架。

        不同文化的贵族有着不同的“风雅”，底层的苦难却总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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