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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日本的儒生心慕中华，培养更多的带路党？事大派？

        尊周攘夷之论，不过是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根基是不稳固的。

        这一次伐日之战给日本儒生带来的冲击，必不亚于《荡寇志》的作者去了一趟广东的所见所闻，日本实学派儒生对实学的渴望，是个极好的切入点，但从哪里切？

        刘钰自己心里清楚，就大顺现在旧学已破、而新学未立的状况，在经学名教上，对日本这边的儒生实在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名教不能切入，那就只能从技术入手。

        只是，允许学习的技术、鼓励学习的技术、避免学习的技术、禁止学习的技术，怎么区分，这就很值得细究。

        有些东西可以学、有些东西鼓励学、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学也不准教的。

        临睡前，怕过些日子事多，把这件事给忘了，便提起笔，在小本本上写下“虽有经济见解，但也终究困于时代，还是以农为本，诸多政策不过是为解决幕府财政为出发点、稳定此起彼伏的一揆之乱而已。故而可授稼穑、治水之学，收其心、养其慕”。

        想着明日还得早起，写完这段话就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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