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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人都清楚，联系在现实里，这义利之辨，尤其是放在商人、地主身上，那就是盘剥无度而不义。

        不盘剥无度，怎么求利？

        只是皇帝这么一说，这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不谈。

        皇帝又不傻，当然知道这种契约奴制度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商人又不是仁义君子大善人，更不可能是为了边境安稳而出钱。

        但具体的不谈，只谈抽象的“义利”，把这件事拔高到取利是动机、结果是大义，根本不说具体细节里是否仁义的问题。

        这也是皇帝的无奈，也就是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是“义利相悖”的程朱理学，而是取了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

        但永嘉永康就算是“霸道过重”，却也是在儒学的范畴之内。皇帝也不能说的那么直白，只能绕了这么一个大圈，用谬误的逻辑搞出了这么个说法。

        可即便只是这样，已经算得上旷三百年之古了。自明而后，也没有皇帝敢直接说义利的问题，就算想搞钱，也得遮遮掩掩的，更不可能直接说什么“以利和义”这样明显在王安石之后就被打成异端的话。

        一众商人当然不会因为皇帝的这几句话，就要不求利益，把全部身家都拿出来支援边疆、为保境安民之大义奉献一切。

        但有了皇帝的这句口谕，日后腰板也能直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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