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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区别只是冰山一角，或如名臣海刚峰，如果郁金香泡沫发生在其治下，会怎么处理？或者巴达维亚糖厂用奴工之事，其又会怎么处理？

        这就是所谓“道”。

        《春秋》可以决狱，但如果有人要用《夏冬》决狱呢？要用《墨子》决狱呢？要用《荀子》决狱呢？要用《韩非子》决狱呢？

        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只怕第一关的“亲亲相隐”，态度就肯定会完全不同。

        连日本那边的儒生，都知道打着复古的旗号，用先秦古籍托古改制，说自己是儒生却搞法、墨、刑名那一套。大顺这边怎么可能会不懂？

        皇帝又怎么可能不清楚，拿着十三经，能解出一万种截然不同的道义，而且还都能打着正统儒学的旗号。

        莫说一套十三经，就是简单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是解不出三种以上截然相反的解释，都算大顺没有人才了。

        开发虾夷、将来下南洋治理南洋，以及将来可能兴盛的工商业，肯定不能用现在这一套东西去管辖。

        但是，这一套东西，皇帝也只允许现在特事特办，积累经验，以观后效，

        而绝对不会允许出现一种新的如同荆公新学、心学之类的学问，将这一切解释为“合乎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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