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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人不喜欢托古改制，倒好像挺喜欢编一个‘理想国’的。但都一样，看不见、摸不着。”

        “托古、理想国，不过皮尔。天朝之傲，容不得一个外面的理想国，也就只能寻古之‘三代之治’了。”

        “古儒、复古的、理学的、心学的，都是要‘复三代之治’。可走的路完全不同，这‘三代之治’和西洋人编出来的‘理想国’有什么区别？”

        “这伏尔泰，借古喻今、借外喻内。口说中国，实欲法兰西行立法宪而约君主之制度也。”

        “天朝自有‘三代之治’。谁都知道三代之治好，诸子百家，道法儒墨，皆言上古之治。只是，天朝的问题，在于怎么走到那三代之治、大同之世。”

        说罢，笑吟吟地看着刘钰，小声道：“我素知公子有变法之志。然有一句话，公子需得谨记。”

        “仲贤请讲。”

        “天朝不能讲化外之好，万万不能讲。只可托古言志，万不可学这伏尔泰，借外言内。天朝自有国情在此，此大忌也，不但无利，反而大害。除非天朝以至死而求生、外部压迫事事胜于的地步，否则不可借化外之说而行变革之事。”

        这一点刘钰也琢磨过，闻言郑重点头道：“仲贤言之有理。但托古改制亦大忌也。我本欲求诸先生，奈何先生也难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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