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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英荷模式，自由贸易，VS，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法革、卢梭人民主权论、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计划经济……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变路线。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的，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但昂撒人突变了。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然而正确的史观，此时还未诞生。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适用于法国的道路，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说实在的，连大顺，大明，都没法复刻宋时的制度，因为物质基础不一样了，官营经济的持续下降、宋代官营垄断和全方位商税和贸易垄断体系，也根本没法学。

        大顺、大明都没法学，况于法国。

        最基本的劳役制度、匠籍、买扑、官营手工业比例、贸易控制、官僚比例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甚至连大顺自己，对着古书，也是如此，根本没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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