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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涛算是商人阶层中阶级意识觉醒比较早的那批人，理论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指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把权力和钱绑定，权力不能世袭、但金钱可以世袭，法律要保护商人的资产，允许最大程度的资本的自由。

        但，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商人阶层中的聪明人，像徐涛这样的，心里是有点逼数的，看看松江府驻扎的两万野战精锐，这明显不现实。

        所以大顺特色的商人阶层的阶级意识觉醒，到此时，只能到徐涛这种程度：海外贸易的规模和周转资金越大，自己的地位才能越稳固。

        是爹味很浓的那种觉醒：士大夫是亲儿子，自己像是捡来的，自己这个捡来的儿子，得好好干，证明自己对家很重要，爹才能认可、疼爱、夸两句。当然爹要是全国人民，这就是公仆了；关键现在爹是皇权，是朝廷。

        对外扩张的高额开支，不是现在残废的大顺中央财政体系能支付的起的，只有依靠股份制将众人的资本聚拢起来，才能支付下南洋、拓商贸的开支。否则，一年几千万两的开支周转能把皇帝的白头发都愁出来。

        而一旦依靠股份制将民间资本聚拢，朝廷就不得不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商人的一部分权利。

        包括这一次皇帝南巡，要修淮河，从盐商那里要了钱，但却允许松江府商人“滚”去南洋，错开皇帝幸南洋的时间，这就是一种态度。

        这也就是徐涛对儿子说的所谓“与国公的路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这里面也有刘钰当年对日走私的一部分“功劳”。

        徐涛有些话，“为尊者讳”，并没有全和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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