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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许开发南洋的人口买卖。明知道那就是债务奴隶、契约奴，却不承认那是奴隶，而说是契约长工，以求降低南洋的开发成本、增加资本回报率，让资本不流向国内土地而流向南洋。

        勾结西洋人，借贷西洋金融资本集团的白银，并每年支付7%的利息，却坚决不扶植“民族资本”，不问他们借20%年息的贷款。

        每年赔二十多万两白银，在苏南搞青苗贷，力求降低苏南地区的放贷收益，从而让原本无人问津的12%左右的一些工商业，有人开始投资。

        顶着违背“米贱伤农”的大义，搞南洋米进口，降低工商业成本，降低地主的实物租收益，变相提升相对的工商业投资回报。

        明明是政府这边的监管者，却要跟孙子似的，哄孩子似的，哄着这些新兴阶层，达成“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

        这一次分红大会上定下的“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他已经用了浑身解数。

        搞了鸦片案、教案，封闭英葡商馆。

        搞了丹麦商馆查封加税。

        搞了一两年的香料贸易断绝的饥饿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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